大英帝国的崛起，注定了它要与东半球的另一个巨大帝国迎面相撞，那就是大清帝国。
在大英帝国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的时候，大清帝国正处于乾隆时代，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顶峰。
就在这一盛世之中，1793年，英国国王派出一支庞大的使臣队伍，前往中国。也就是乾隆即位前3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工业革命使英国像吹气球一样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世界上去。1698~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600%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
当时中国实行一口通商，只在广州一地进行外贸。广州海关严重腐败，每条船需要交上大量陋规才能进港。更为关键的是中国还不允许自由贸易，外商必须经过一个中国官方指定的机构，叫“十三行”，进行贸易。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英国人认为，中国的贸易体制有问题，导致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出现巨额的逆差。
此时的英国已经成为海上霸主，早已称雄欧洲，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们称自己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一个是小小三岛，另一个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不到1000万，另一个人口近3亿。但国势蒸蒸日上的英国人却认为，他们有底气来与东方巨人握握手了。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谈判，打开中国的大门。
1793年，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通过这件事迎头相撞。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把这个事件形容为“两个世界的撞击”，确实，此事如同火星撞地球，让中国历史从此卷入了全球化进程。
在来到中国之前，英国人对中国充满了美好的想象，认为中国是一个强盛大国。然而到了中国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的研究，18世纪，普通英国农户一年的收入是137英镑，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11英镑的剩余。换成中国的白银，大约40两。而同时期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全年支出平均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乾隆盛世的贫困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政治上。
到了中国之后，英国人发现，大清王朝虽然不那么富裕，但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在政治统治上确实是井井有条。“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
整个中华帝国的整齐划一令英国人惊叹不已：“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广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绝对统治之下。”这与英国完全不同。
英国人认为，中国社会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胜于欧洲。“皇权的铁掌威慑着一切不守秩序、破坏法纪的行为，全体使节团成员感到绝对的保障。”权力的威严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
英国人认为，欧洲和中国的政治文明有巨大落差。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
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一股中国热。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样，当时的许多学者号召欧洲向中国取经。然而，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
英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巴罗说：“他们所见的种种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巴罗说：“就现政权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英国使团第一次向全世界撩开了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导致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
在英国使团到达中国之前，欧洲人从来没有想象过武力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然而，马戛尔尼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而且这种声音还披上了文明的伪装。马戛尔尼宣称：“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亚洲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就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进行了思想铺垫。
